故事的讲法不仅体现了叙述者对文本处理的技术态度，也显示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故事发生在谁身上，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它对于故事的结局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是逼上梁山，对于宋江来说，则情系招安；而对于李逵来说，就产生了“杀进东京、夺他鸟位”的想法。世界上本就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喜怒哀乐和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价值立场。由此可见，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不仅仅是故事的讲法问题。它是一个融情感、想象与形而上于一体的复杂问题。
现在不少作家理所当然地让故事发生在大款、老板、厂长、经理、市长县长镇长和风情万种的小蜜身上，情节当然离不开赚钱、偷情、跑官要官、融通关系等等，场景一般设置在大城市、高档宾馆、歌舞厅里面，高级轿车呼之则来，掏大哥大像掏手帕一样自然。有人将这种写法称作“贵族化”，这种说法不知是褒是贬。现在的不少写作高手已经不肯把自己混同于下里巴人，这在社会利益阶层发生分化的今天，也许并不奇怪。然而，仔细品味起来，在豪华奢侈的包装里面，并没有多少贵族化精神和白领品位，有的只是模仿、幻想和莫名其妙的炫耀。
其中的一种“贵族化”小说是以“私人化”自居的。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私人化是极为铺张的，他们笔下的人物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女的不是模特就是演员，男的不是经理就是高知，他们拥有不尽的财富，所以他们的恩恩怨怨总是没完没了，可以在不涉及吃饭问题的前提下，穷尽一切“私人化”的细节。还有一种“贵族化”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新写法，他们通过政府官员、厂长经理的眼光来观照现实人生。作家和他们一样担心工人闹事、农民上访，他们被酒场上的应酬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对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乐此不疲。目睹诸如此类怪现状的作家心甘情愿地和这些“老板”们进行“换位思考”，和他们一道分享艰难，从而获得了一种贵族化的目光。在这种目光的观照下，腐败也并非是不能忍受的了，这种小说也可以叫做“关心‘老板’疾苦小说”。其中的不少“疾苦”是平民百姓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家老百姓最多不过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况且，下岗之后，恐怕连肉也吃不起了。而“贵族化”小说的主人公则在喝完“人头马”，唱完卡拉0K之后，叫苦不迭。记得有人曾称80年代“无主题变奏”的现代派作家是“吃饱了撑的”，依此类推，“贵族化”作家则是喝多了“人头马”烧的。
相对而言，可以令人理解的是晚生代作家的“贵族化”趋向，他们在繁华而又轻薄的都市中长大，对“潇洒走一回”“心太软”之类的歌曲没有多少反感，他们即使身无分文，也毫不在乎若无其事，他们在远离苦难与理想的边缘，打发着漫无边际的如梦人生。
“愤怒出诗人”。“贵族化”作家的心态是没有愤怒可言的，他们既告别了“宏大叙事”，又放弃了对苦难理想和现实人生的追问。故事到底发生在谁身上？严肃一点说，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任何一位叙述者都不应当回避这一点。
